视频：雅各布斯vs皮罗格精彩剪辑

三代以下之君主却反古道而行：将天下之利归诸己，天下之害归诸人，反客为主，以天下之力奉一人之私。

而德国法上的大学自治被视为宪法上的制度保障，这是伴随大学诞生和发展而形成的社会自治形式，是一种远在立宪之前就已存在的历史制度，非依靠现有法律的塑造才得以形成，因而并不从属于法律。二、台湾大法官会议对大学自治和法律保留之关系的认识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为释宪机关，主要是针对具体个案中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这种个案化的解决问题机制使得大法官们出于应急之需而不得不就事论事，并无机会将大学自治问题进行体系化的阐述，对大学自治和法律保留二者关系，难免存有在不同的解释中各说各话的缺憾。

因此，大学自治制度虽然要依靠法律的保障，但却不完全依附于法律，大学自治权和国会立法权一样都来自于宪法，二者之间并非行政与立法的分权，而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分权，自治是大学作为市民社会成员所固有的基本权利，大学自治权和国家立法权之间是宪法层次的分权，而不是法律层次的分权。其中，学术研究涵盖与探讨学问发现真理有关的所有事项，诸如研究动机形成、计划提出、研究人员组成、预算筹措分配、研究成果发表等。大学自治接受国家法两个层面的检验：一是大学自治来源于宪法，当然要从属宪法，大学自治规章要纳入国家宪政秩序之中，要和民主法治和基本人权保护等价值相一致，要接受违宪审查。[14]实际上，教师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乃教师的天职，也是学校教育的应有内涵，即使教育部没有出台这一规定，教师批评学生也不因为缺少明确依据而构成违法。相同判决还有台湾警察专科学校考试作弊退学案、私立铭传大学考试作弊退学案等。

几年来连续出台了380号、450号、462号、563号和626号关于大学自治事项的解释。但大学自治并非要独享治外法权，不能逸出国家法的效力范围：一方面，在国家法成为官方主要的社会治理工具的背景下，单纯依靠社会自治显然不可能。2、《宗教事务条例》的合宪性分析《条例》是行政化的管制模式，技术特征是行政许可，对宗教活动的主体、场所、行为、对外关系、法律责任进行了过多的限制和约束，其规范依据为宪法第36条第3、4款，但由于管制强度过高，可能构成一种管制性限制或管制性歧视（借用管制性取得的概念），从而在总体上违反了宪法第36条第1款，在具体法律意义上违反了宪法第36条第2款，导致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或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基于教义、组织化和具体历史的差异，不同教派和本土政权之间显然会客观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距离，政府作为世俗政治组织也必然会利用这样的距离差异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先哲乃至于近代以来的文化/政治精英一直有一种贯穿古今的连续性努力，即通过建构一整套经验性的伦理信仰体系来安顿民族的整体性精神秩序。二、法律化是宗教法治化的最合理模式吗？针对上述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缺陷以及现实中日益加剧的政教冲突事件，法学界的一种规范主义提议是：将宗教自由作为法律保留事项，将《宗教事务条例》的行政化模式提升为《宗教事务法》的法律化模式，推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法》。公民宗教模式需要追溯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基督教大规模进入中国主要是从近代国门被打开之后开始的。他们最早提出了本土教会（indigenous church）的概念，如何体现本土性质呢？具体分解为三个子原则：self-supporting（自养），self-governing（自治），self-propagating(自传，Venn使用self-extending一词）。

借助西方的军事胜利和政治强势，大批传教士来华，具体宗派不同，目的各异。天主教传教士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传统，受罗马教皇支配，主导着基督教在华的正统宣教政策。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最早提出三自原则(three-self principle)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基督徒亨利·范恩(Henry Venn, 1796-1873)和美国基督徒卢夫·安德生(Rufus Anderson, 1796-1880)。

1、宪法第36条（宗教自由条款）的缺陷为方便讨论，现将宪法第36条全文摘录如下：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事务条例》是宗教事务管理最重要的行政法规。本文即试图对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缺陷进行分析，对中国精神秩序传统进行文化解释并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宗教法治化路径之选择。缺失政教分离原则导致了政府对不同教派施加不同影响，从而不利于形成符合现代理性要求的政教关系。

不过，当下很多人讨论宗教法治化时，单纯强调自由原则，对于1949年之前的自治遗产则少有关注，这是一种历史视野的缺失。卢梭的政治哲学体系宣扬政治吸收宗教，在理论逻辑上彻底斩断神—人联系，是欧陆启蒙理性主义的极端结果，与神学政治论相反，后者是宗教吸收政治。

政教分离原则是权力结构原则，宗教自由原则是权利类型原则，前者是后者的保护性前提。中国的有关宗教法律安排体现了公民宗教体系相对于传统宗教在理性上的优越性，从而形成了行政管制为主、政治吸收宗教的现有模式，无法适应全球化、人类和平及中国大国崛起的需要，应进行结构性调整，采行宗教自由基础上的宗教多元化安排。

作为世界自由公民的潘恩在其《理性时代》中宣扬自然神论——理性宗教论，强化了公民宗教的理性主义色彩。作者简介：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总体而言，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宪法层面，即宪法第36条第1、2款规定的宗教自由原则和第3、4款规定的宗教限制原则之间存在规范性冲突，且何者优先未予明确。中国宪法宗教条款的缺陷不可能从宪法文本本身寻找原因，其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策根源，这里简单回顾一下。西方的家在外在的政治体系和内在的精神体系中均不占有重要的构成性地位，西方的宗教和宪政体系努力地将人从家中解放出来，建构出一系列的伪家（《家哲学》作者杨笑斯先生之语）作为替代性的精神安慰品。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宗教法治的重心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执法和司法。

当然，总体而言，1949年之前的三自教会在中国基督教生态中的影响仍然不大，但保留了重要的组织基础、管理经验和宗教实践遗产。《领导者》总第43期，2011年12月号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宗教法律 。

宪法第36条第1、2款属于宗教自由条款，第3、4款属于宗教限制条款。中国宪法缺失政教分离原则，就为现实中政府通过各种形式扶持、压制不同教派提供了宪法空间，不利于形成宗教自由所依赖的宗教市场环境。

其次是原则与例外的相对化。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关于宪法上宗教条款之原则与例外具体内容的深刻质疑。

1、中国古代信仰模式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古代早期也曾出现过祖帝合一（祖先和上帝一体）的神格时代（夏、商），但逐渐演变为祖帝分离的人格时代（周以降），以崇拜祖先的史学传统（正史）和祭祀传统（巫术）为基本的早期理性宗教模式，李泽厚先生称之为巫史文化。问题在于：宗教自由需要国家保护吗？保护义务是否可能被滥用来进行宗教压制？何谓正常？国家是否有能力以及有权对宗教之正常性进行认定？保护这一宪法用语本身代表了国家权力的主动性，正常这一宪法用语又代表了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坊间的《条例》违宪指责，其规范性依据主要宪法第36条第1、2款，而《条例》的规范性依据实际上是宪法第36条第3、4款，从而凸显了中国宪法宗教自由条款内部自由与限制本身的紧张关系，其解决之道可能不是将《条例》简单地升格为人大法律，而是对第36条进行修改，确认中国宗教法治的主导原则。基督教早在隋唐时期就在中国本土有零星的渗透与传播，但不成气候。

从宪法体系和比较宪法的角度而言，宗教自由原则优先于宗教限制原则，故《条例》未能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国宪法关于宗教事务的优先性原则，存在违宪的嫌疑。基于国际交往和人类和平，必须宽容他者，和谐共生。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同时也为国家宗教管理机构认可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体系，其历史根源在于基督教新教的宣教政策。西方的启示宗教则倡扬超验普遍之爱，克服了家庭的幸与不幸的约束，具有普遍性。

重新思考中国宪法层面的宗教法治原则，政教分离应获得优先性的考虑。（2）中国部门化立法（比如拟议中的《宗教事务法》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提交法律草案）的法律起草模式可能延续《条例》的管制性思路，使得人大法律与行政法规形异而神同。

中国宪法中的政教关系安排，其指导思想即为马克思的公民理性宗教论，是一种政治吸收宗教的制度安排，其具体条款是公民宗教体系相对于传统宗教形式的理性优越性在政治宪法上的体现。首先是结构性的缺陷，即宪法未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这种法律化的模式在现行的宪政体制和宪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期望过高，主要理由如下：（1）中国宗教法治缺陷的根源在于宪法第36条内部自由和限制条款之间的冲突，法律化不一定能够纠正这一宪法性冲突。不过，建国后的三自教会只保留了针对西方教会的独立性，但丧失了针对本国政府的独立性，宗教的行政化由此开始。

（3）法律/法规层面：激活《立法法》第90条规定的公民申请审查程序，通过法规合法性与合宪性的规范化审查，确保下位法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国宪法上的宗教自由原则。四、中国宗教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及远期框架经过上述讨论，笔者认为中国宗教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应该是在指导思想上改变贯穿古今的理性宗教的单纯经验性模式，采行以宗教自由为基础的宗教多元化立场，明确政教分离的政治选择。

马克思的公民理性宗教论发誓要从宗教这一颠倒的世界观改造为正立的世界观，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实现宗教的理性化，其结果是理性的宗教化，其影响波及19世纪中后期以及整个20世纪，中国亦不例外。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义务针对正常的宗教活动。

因此，1982年宪法所规定的宗教条款不过就是新中国已经实践的宗教管理政策的宪法化而已。然而，中国的家哲学式的理性宗教也有其深刻的人性经验根据，即血缘关系相对于契约关系更加可靠，精神秩序的建构应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展开。